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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各地的矿冶场所，聚集了大量无业游民，极易引发动乱。

    为了稳定局势，马雄英下令关闭多处矿冶场所：“凡无官凭私开之矿，一律封禁；官办矿场，亦需裁减人员，遣散流民返乡”。

    一时间，各地矿冶场的流民被陆续遣返，发放种子与耕牛，让他们重新回到土地上。这一举措，虽然在短期内减少了矿冶收入，但有效遏制了流民聚集引发的动乱苗头，社会秩序逐渐恢复。

    四月七日，北京城内外响起了震天的夯土声。马雄英下令大规模修筑北京城垣，增修九门瓮城、箭楼、城濠等设施。他站在正阳门的城楼上，对身边的官员说：“北京乃国门所在，必须固若金汤，方能抵御北虏，震慑四方。”

    数十万民夫被征调而来，日夜劳作，北京城的防御体系日益完善，这座古老的都城，逐渐焕发出新的威严。

    然而，五月三十日的一场大雨，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暴雨连降三日，黄河与大运河多处决口，洪水如猛兽般吞噬了沿岸的村庄与农田。“水高数丈，百姓溺死者不计其数，房屋田舍尽成泽国”。灾情传至京师，马雄英震怒不已，一方面紧急调拨粮草赈灾，一方面派遣官员前往灾区治理水患。这场水灾，暴露了大奉朝水利系统的脆弱性，也让马雄英意识到，内政的稳固，不仅需要财税与官制的改革，更需要对民生基础工程的重视。

    七月，广西的战报传到京师：蒙顾十六峒的少数民族部落举旗起义，反抗大奉朝的统治。马雄英拍案而起，怒声道：“蕞尔小夷，竟敢作乱！”他当即下令调派大军南下，务必平定叛乱。

    蒙顾十六峒地处广西深山，地势险要，起义军凭借地形优势，与官军周旋。官军初战不利，损兵折将。马雄英闻讯后，改派经验丰富的将领率军征讨，并下令“凡参与叛乱者，一律严惩，以儆效尤”。经过数月的激战，官军终于攻破起义军的据点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湖广、贵州总兵官萧授擒获起义首领，马雄英下旨：“蒙顾一族，夷三族，其地分设州县，直接归朝廷管辖。”西南边陲的战火暂时平息，但少数民族与朝廷的矛盾，却并未就此消解。

    凰武三十一年正月末，皇宫的暖阁内，马雄英召集英国公张辅、内阁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及尚书胡濙等人，气氛凝重。马雄英的目光扫过众人，沉声道：“王振等宦官，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今当除之！”

    王振自先朝以来，深得皇帝宠信，逐渐形成了以其为首的十二世族宦官集团，他们把持朝政，贪赃枉法，甚至在孙幼薇篡位期间，暗中勾结，助纣为虐。马雄英早已对其忍无可忍，待朝政稳定后，便开始谋划铲除这一毒瘤。

    经过周密的部署，三月，朝廷突然动手，将王振及其党羽一网打尽。此次肃杀，共计一万余人被诛杀，太子与孙幼薇篡位后留下的余孽也被彻底清除。朝堂之上，为之一清，官员们无不拍手称快，马雄英的皇权，也因此更加稳固。

    六月，大奉朝的朝堂接连传来噩耗。刑部侍郎鲁穆、礼部侍郎章敞、大同巡抚李仪、刑部右侍郎陈鼎等重臣相继去世。这些官员皆是历经数朝的能臣干吏，他们的离世，让马雄英痛心不已。

    鲁穆为官清廉，“所至之处，弊绝风清”，深受百姓爱戴；章敞精通礼仪，朝廷的典章制度多出自其手；李仪镇守大同，多次击退北虏的入侵；陈鼎断案公正，“无冤假错案”。他们的离去，不仅是朝堂的损失，也让马雄英意识到，培养新一代的官员，已是刻不容缓。

    七月，来自西方的消息传到了大奉朝。法国在百年战争中光复巴黎，法军驱逐英军，收复首都，标志着法国逐渐走向胜利；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更迭，卢森堡王朝的西吉斯蒙德去世，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继承皇位，开启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长期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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